《管理世界》|| 王凤彬、张雪：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
作者：
王凤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研究中心）
张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摘要：不论是以因素理论化为主导的定量研究，还是Eisenhardt推崇的多案例研究，或者诠释主义导向的扎根理论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失，即忽视了动态变化现象所蕴涵的时间性。这为过程研究范式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理论创新的机会。近来国外的过程研究已快速发展并成型化，形成了包括本体论假设、理论化内核、过程数据分析策略和理论化模式在内的系列研究成果，为纵向案例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型研究范式。国内的过程研究数量也在不断攀升，但是在本体论立场、理论化深度、过程模型构建和方法适配性等方面尚存一些问题，总体呈现研究成果体系化不足和未能充分根植于本土厚实的过程思维传统等局限。为促进过程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对过程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范式内核、发展历程和动力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总结，并对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纵向案例研究论文从本体论、时间嵌入性、理论化等多个维度进行述评，在总结过程研究面临的关键挑战和啟古纳今路径的同时阐明中西对话前景。本文力图通过文献述评和范式总结提升研究者对过程研究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敏感性和反思力，为增扩过程理论化的深度和想象空间提供启迪，助力研究者更好地以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过程研究 理论化 过程本体论 时间性 研究范式转型
一、引言
一切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观察和研究事物不能无视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鉴于时间线（timeline）和时机（timing）在社会进步和组织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angley et al.，2013；Gehman et al.，2018），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应尽量采取时间与空间融合的全域视角。但是在组织和管理研究中，作为动态现象核心特征的时间性却经常被忽略。居于主流的量化研究方式对时间性关注不足，常常把时间线抽去，或者简单压缩为变量并以时滞效应体现（Langley et al.，2013）。排除了时间维度的传统截面模型往往持均衡状态假定，它只能描绘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与深蕴着矛盾和非均衡性（李占祥，2007）的管理实践不相契合。质性研究中，大多数已有成果仍囿于弱过程导向。譬如，以Eisenhardt为代表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倾向于遵循实证主义的因素理论化逻辑，重在解释结果差异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理解随时间演化的模式（Langley and Abdallah，2011）；注重诠释事件意义的Gioia主张用扎根理论来挖掘深层结构和深层过程，但是这一方法在被一些追随者机械地用于从原始数据到一阶构念、二阶构念再到聚合维度的层层抽象中，微观活动和日常互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掩盖了，事件之间的链条和相互作用被抽掉了（Langley and Abdallah，2011），时间性和过程机制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解释。路风（2019）呼吁研究者要着眼于过程解释而非事后解释。事后解释中，研究者并不去深入观察和分析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从事后的总体结果出发，为其原因找出一般性的解释。与之比照，过程解释不仅要描绘发展过程中具体事件与做法，还要解释行动者这样做的原因、做法之间的关系、驱动这些做法发生变化的力量等，从而帮助识别产生事件结果的“鬼斧神工”般的因素组合。
学术生态的繁荣发展，需要研究范式与视角的推陈出新。以时间性作为研究的焦点，以Langley为首倡导的过程研究范式，顺应了从因素理论化向过程理论化的学术研究转型需要，因而逐渐发展兴盛。与因素理论化关注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同，过程理论化关注事物或现象随时间的变化，是对现象随时间如何涌现、演化和终止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建构。高度重视时间性，是过程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这一范式强调时间是“唯一一个我们无法逃离和回避的事物”（Gehman et al.，2018）。不仅改变、变革、演化等概念明示了时间性，稳定和均衡也应被视为动态过程在当下的暂时性结果（Cloutier and Langley，2020）。看似稳定的事物，包括惯例（Bresman，2013）、制度、身份（Howard-Grenville et al.，2013）、互补性（Deken et al.，2018）等等，其实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被构建并不断发展的。因此，学术界除了要关注作为名词的组织、战略、结构、创新，还应强调作为动词的组织化、战略化、结构化和创新化过程（Langley，2007）。仅仅关注表象的稳定可能会忽略底层的“暗流涌动”，从而可能导致管理者对一些变化始料不及，或者错过一些重要的机遇。试图维护表面稳定而压抑、消除矛盾和冲突的倾向，可能会破坏系统的内在生成力（Farjoun and Fiss，2022）。
在管理研究应强化“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的背景下（李志军、尚增健，2020a），过程研究因具有较高的实践相关性而日益受到青睐。从实践者的角度而言，过程是重要但复杂的，对复杂进行还原论的简单化处理并不能奏效。Langley等（2013）指出，保持和改进实践、制度和组织所需要的活动和工作，远远超乎管理研究者的想象。一些学术研究显示，由于规模效应和市场权力，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但这一就“平均”情形得出的变量间关系的论断，并没有告诉管理者在扩大规模如并购后采取一系列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获得更多利润。类似地，学术研究会判定哪些自变量可以促进创新，但是并没有告诉管理者通过哪些一系列活动最终可以实现创新。现有的学术研究大多进行截面式比较，获得如同“切片”一样简洁的结论，但是企业经营却是个连续的实践过程，需要过程性洞见。因此，过程研究被视为帮助连接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要桥梁之一。
2016年美国管理学年会举办了关于定性研究与理论构建方法的专题研讨会，邀请Gioia、Eisenhardt和Langley对各自倡导的方法进行介绍和讨论。同年，《SAGE组织过程研究手册》的出版，标志着过程研究范式同Eisenhardt多案例研究范式和Gioia扎根理论范式一样发展为较成熟的研究范式。国内学术界虽然不乏过程哲学思维，但是在管理学领域过程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规模不大。近年来过程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有明显提升，“演化”、“共演”、“过程机制”、“演化机理”等关键词越来越多出现在中文核心期刊中。井润田和孙璇（2021）对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案例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反思对比，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这两种案例研究范式深层次假设和具体应用上差异的认知。然而，对于过程研究范式的特征及其背后哲学基础、认识论、方法论，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较为缺乏。虽然国内对过程研究的学术热情上涨，但是有些过程研究论文由于没有坚持过程本体论而只是“形似”地构建了过程模型，实则是阶段“切片”，遗失了最珍贵的过程洞见；有些研究由于缺乏体系化方法论的指导，机械地从Eisenhardt多案例研究范式和Gioia扎根理论范式下借用一些策略或方法，导致研究问题、分析策略、理论化模式之间的错配。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在推进纵向案例研究更多开展的同时，有必要对过程研究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
本文将在对过程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阐明其哲学基础和范式内核，厘清其独具一格的过程数据特征、过程数据分析策略、过程理论化模式，然后对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纵向案例研究进行述评，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提升研究者对过程研究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敏感性和反思力，助力过程研究的大规模、高质量发展。文献述评发现，虽然过程研究论文的数量逐年增长，但是总体上看，强过程研究所占比例较低，数据分析策略和理论化模式的多样化程度有限，研究方法论与过程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适配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所构建模型中“箭头”所示的关系缺乏深度阐释，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深化。在研究现状部分本文还指出了过程理论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过程研究面临的关键挑战，并阐明了过程研究领域的中西对话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对学术研究扎根中国大地、更贴近实践的期待和呼吁，以及学术生态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都需要管理学界以更多元化、更有效的研究范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而强过程研究就是其中一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的根扎在实践中”（李志军、尚增健，2020b），需要鼓励管理研究者对实践中重要的过程性问题加以关注，在认知高度上超越实体本体论，拥抱过程本体论；在方法上大胆探索新型乃至异类的过程数据分析策略和理论化模式，尤其是积极尝试更具挑战性的复现理论化和连接理论化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大力拓展想象空间，增加理论化深度与厚度，凝练出兼具动态性和学理性且内在逻辑连贯的过程模型，提升研究的理论贡献度和研究发现的可转移性。研究者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在“通古今之变化”和“融通中外文化”中开展学术对话，在融合中西方过程哲学思维中研究企业现实管理问题，在提升时间关切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过程研究范式的更大范围采用与更高质量发展。
（一）过程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
过程研究范式根植于过程本体论，过程研究学者坚持的共同信念是世界由过程而非实体构成，万事万物处于不断生成、持续演化的状态。本体论着眼于探索世界的本原或基质是什么，过程本体论与实体本体论相对应，前者认为世界的基质是过程，即世界是由过程说构成，后者则主张世界的基质是实体或存在。过程本体论认为世界是不断生成的，即成为“此在”，事物只是持续进行的过程的瞬时性呈现，这一本体论源于怀特海、伯格森、詹姆斯、海德格尔等创立并发展的过程哲学。虽然过程哲学在哲学发展和研究中由来已久，但是在组织和管理研究主流中，过程导向却不受重视（Langley and Tsoukas，2016）。实体本体论认为世界由事物或实体构成，过程只是事物的变化，过程本体论则强调改变和生成本身。这两种本体论的区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两个哲学流派的分歧（Langley et al.，2013）。德谟克利特的唯物原子论（实体本体论）认为自然世界是由稳定的要素或存在构成，要素之间彼此独立，虽然其特质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深层的本质是不变的。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形象地道出了过程本体论的实质，也就是，世界是过程，每个事物的本质是过程、是活动、是改变。事物是持续进行的过程中的暂短性产物，是在不同瞬间的呈现，处于持续生成的状态。过程是包罗万象、无主性的，即过程不单纯发生在某个主体或事物身上，而关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诸多方面，因此需要摒弃原子观、静态观。
过程本体论视角下，组织是一个动态的特质集合，其中一些特质比另一些更持久，但是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和要素，而实体本体论则视组织为具有内在恒久特征的主体。Baygi等（2021）进一步指出，实体本体论下，先有实体，然后实体间进行互动，其行动为主动性地“做”，但是在过程本体论中，并不存在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先有活动和互动，然后实体被创造、被感知、被实现并不断变化，实体是在具体的过程中被动地经历着变化。其中一个形象的比照是，实体本体论视角下，先有两侧河岸，然后两侧河岸在水流过程中进行互动；过程本体论视角下，河岸一开始并不存在，是在游泳、建桥、下雨等过程中，河岸逐渐形成且一直变化。一言以蔽之，实体本体论关注实体特质的改变，过程本体论关注过程本身如何涌现出“此在”并使其发展、成长、衰落。认识论上，实体本体论主张先认识实体，然后从外部视角对实体之间的关系或实体的演变进行研究，过程本体论则认为需要通过解释互动、活动、事件等来从内部打开和解构实体。因此，事物变化的驱动因素是外生还是内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假设。
（二）过程研究范式的内核
1.过程理论化
过程研究范式的内核是过程本体论视角下进行的过程理论化，与之相对，实体本体论视角对应的是因素理论化。两种理论化的结果，分别表现为过程模型与方差模型（Poole et al.，2000）。
Mohr（1982）首次区分了因素理论和过程理论，前者指将变量彼此联系起来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建构，后者是对现象随时间如何涌现、演化和终止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建构。因素理论化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根深蒂固，主要解释导致结果变量出现变异的原因，通常涉及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假设—检验模式是其典型代表，即伴随着命题或假设的推演，基于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从变量间相关（尤其是因果）关系的角度对一个现象进行解释。相比因素理论，过程理论强调对时间性和随时间变化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探究导致某一结果发生的一组事件的顺序来给出解释，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和或然性互动是关注的焦点（Langley，1999）。
由于秉承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素理论化和过程理论化在聚焦点、知识产出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Cloutier and Langley，2020）。具体地说，在聚焦点方面的差异表现在：（1）因素理论化关注变量，过程理论化关注事件、活动和轨迹；（2）因素理论化关注实体，过程理论化关注关系和互动。过程研究不关注相互分离的、彼此孤立的静态实体，而关注共同构成组织化过程的互动和缠绕，如什么样的事件、活动和关系支持了实体（如惯例、制度、组织）的生成、稳定和变革；（3）因素理论化关注相关关系，过程理论化关注互动关系。因素理论探寻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符号和强度，过程理论化关注事件、活动、互动的顺序，通常需要识别一些会改变路径走向的情境性因素；（4）因素理论化预设了确定性结果，过程理论化则强调结果的多种可能性。在因素理论中，因变量清晰存在，由结果而探寻其存在的原因。与之对比，在过程理论中，由于时间不会停下来，过程路径和结果是多元的，具体观测到的结果只是诸多可能性在某一时空下的具体表现之一。所以，过程研究者需要去捕捉可能性、异质性和非决定性（Cloutier and Langley，2020）。
在知识产出方面的差异表现在：（1）因素理论化帮助寻找预测性律则，获得知“是”型知识，与之对比，过程理论化帮助探索生成机制，获得知“何”型知识；（2）因素理论强调变量之间的关系，由已知的一般性关系规律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或假设，过程理论则强调基于现实提炼出具有更深理论根基的生成机制作为知识产出。Van de Ven和Poole（1995）提出了四种生成机制，包括基于基因决定论的生命周期理论、基于学习和适应的目的论、基于张力和矛盾的辩证理论，以及基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理论。其他常见的过程理论工具包括结构理论、符号互动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复杂性理论和战略即实践理论（Jarzabkowski，2005）。因素理论研究者偏好表示变量间关系的概念框架，即以方框代表变量，箭头代表因果关系。过程理论研究者更偏爱叙事，但是为了论述清晰，也时而会使用图示，但是方框和箭头的含义与因素模型不同，方框代表的是事件、活动、互动等，箭头表示时间先后，以刻画“流”的时间性特征（Cloutier and Langley，2020）。表1总结了过程理论化和因素理论化的主要差异。
2.强过程与弱过程理论
根据研究者秉承过程本体论程度的差异，过程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强过程和弱过程研究两类（Langley and Tsoukas，2016；Cloutier and Langley，2020）。弱过程理论偏向实体本体论视角，它虽然吸纳了时间进程与演化性的概念，但是视过程为发生在某一事物身上的过程，这个事物在时间推演中保持了自身独特的特质和身份。强过程坚持纯粹的过程本体论，强调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过程在特定时空境域中的产物，一切事物只是瞬间性的呈现。变化并不是发生在某个事物身上的改变，而是不断生成的现实在不同瞬间呈现的差异。每个活动、事件都在重构一个看似稳定的存在，不断改变其特征，每个瞬间的事物在质性上都是不同的、流变的。弱过程的核心是“事物”，研究特定事物随时间的演变。强过程的核心是“过程”，强调每个瞬间构成不断演变的现实。相比弱过程，强过程导向的过程理论更贴合过程哲学理念，注重主客体的不可割裂、经验、异质性和时间性（Langley and Tsoukas，2016）。由于主观能动性在组织形成和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所以经验会影响主体，促进现象的持续改变。异质性强调事物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中，犹如人们不可能两次有同样的感受一样，纵使用以表达情绪的词语是一样的，但是所处情形肯定不同。时间性强调事件、活动等都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且以绵延方式产生影响，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过程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
1.过程研究范式发展前期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过程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兴起。Burgelman（1983）、Pettigrew（1985）、March（1994）等以基于行动者的动态视角探究公司内部创业、变革、决策制定等过程。这一时期大多为弱过程研究。从框架模型的图示看，是为已存在的、稳定的“方框”提供连接的“箭头”。也即，研究对象是固有的、常在的实体，拥有恒久不变的特质。所谓的改变，不过是发生在某个稳定实体身上的变化。虽然动态性、时间性、演化性等概念开始渗透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但相关研究较为分散，过程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世界由过程而非实体构成的本体论立场也未成为这一群体的共同信念。
Weick被誉为组织和管理研究中过程转向的主要贡献者之一（Langley and Tsoukas，2016），他倡导研究者从关注作为名词的组织转到作为动词的组织化，思考现实中的活动和互动是如何被组织的，有序状态是如何涌现的。与过往将组织视为“黑箱”，从外部进行比较和测量不同，Weick（1995）注重从内部将组织解构为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互动。
2.过程研究范式逐渐成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波过程研究浪潮出现。Langley（1999）总结了过程数据的分析策略，为过程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2003年，作为管理学领域过程研究主阵地的Strategic Organization创刊，其主旨是提升人们对战略性和组织性过程和动力的理解。该刊主编Langley（2007）呼吁研究者开展过程性思考和研究，并于2009年作为客座编辑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围绕组织和管理中的过程研究组织了一个专刊，征集并刊发了一批兼具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过程研究论文。这一时期，强过程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的重点转向框架模型中的“箭头”，即事物生成的过程及内蕴的关系和动力。现象是被构建的，例如，风险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被构建的（Maguire and Hardy，2013）。
过程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以Ann Langley和Andrew Van de Ven为首的过程研究学者的创新性倡议和孜孜不倦的努力。Langley等（2013）系统性总结了过程研究的本质、方法并进行了未来展望，过程研究的基本体系逐渐得以确立。汗牛充栋的期刊论文、学术会议和专著，已经彰显了过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成熟化。在国内管理学领域，过程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逐渐增高，但在热度上升的同时也显示出本体论立场、理论化深度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本文第四部分将对国内纵向过程案例研究做深入评述。
3.过程研究范式发展的动力分析
无论国内外，过程研究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中，这一趋向得益于多重驱动力量的共同推动。外部环境方面，科技创新推动全球互联和世界高速运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管理创新、变革、演化的过程持续加速，使管理学者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就可观察到有趣、新奇的过程现象。不断涌现且又亟待解释的新实践、新现象和新模式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为研究者开展过程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案例。除了外部充满动态性的世界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土壤（苏敬勤等，2021）之外，学术界期望从不同研究范式获取创新见解和认识的内在动力，也推动了过程研究范式的涌现与发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理论化与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渐行渐远，由此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和批评。研究者为了摆脱既有范式的限制，致力于探寻更复杂、动态的研究方法（Langley and Tsoukas，2016）。相较基于实证主义的Eisenhardt多案例研究范式和基于诠释主义的Gioia扎根理论研究范式，以Langely为首的路径突破者力倡具有独特价值的过程研究范式（三者的对比如表2所示）。
Eisenhardt实证主义范式一般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发展一些可检验并在不同情境下可推广复制的假设或理论。这一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从Yin的研究中获取灵感，强调复制逻辑在跨案例分析中的运用，其局限性主要在于，这一方法接近于因素理论化而不是过程理论化，也即，旨在解释结果的差异而不是理解现象随时间演化的模式（Kouamé and Langley，2018）。因素理论化模型的优势固然不容否认，但是对时间性关注不足，存在时间线压缩的弊端，而且假定特定事物有一个最终结果，与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不一致。
Gioia方法是对受访者叙述的现象进行深度诠释和必要的模型化，其局限在于，从原始数据到一阶构念、二阶构念再到聚合维度的层层抽象，时常使微观活动、日常互动如何形成和发展被掩盖。编码和分类过程难免导致“去情境化”，事件之间连接的链条和相互作用被抽掉，常会因此遗失了过程性洞见。虽然丰富的案例细节可以帮助读者去审视这些理论要素是否适用于自身所处的情境，但却容易掉入无聊叙述的陷阱，缺乏认知的深度（Langley and Abdallah，2011）。
当前Eisenhardt和Gioia范式在质性研究中已经不分仲伯，但是尚存一些理论创新空间有待补足。倡导过程本体论和过程理论化的Langley研究范式，通过关注时间性、非线性互动、事件顺序、轨迹来挖掘深层次规律和机制，是从“强过程”导向上对质性研究的一大推进。
三、过程数据及过程理论化
（一）过程数据的特征
过程研究总体上遵循两条准则：一是注重研究事物或现象随时间的演化，即动态性（Gehman et al.，2018）；二是数据收集要与所要研究过程的时间跨度一致。就过程时间而言，其跨度并非固定，且不一定很长，但是需要获得足够的细节和历时数据来产生必要的过程性洞见。
按照Langley（1999）的总结，过程数据有如下4个特征：（1）数据是由事件构成的。不像因素理论关注变量及其关系，过程理论是通过分析导致一个结果发生的事件的顺序来给出解释，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和或然互动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揭示过程背后所蕴涵的模式和机制，是过程理论化的关键；（2）数据包含多重分析单位和多个分析层次。由于过程现象具有流变的特征，随时间和空间不断拓展，所以分析单位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而且，过程现象通常比较复杂，涉及微观、中观、宏观等多个层次的相互交织；（3）不同时间嵌入性的数据。根据数据收集时间的不同，数据可以分为向前追溯的回溯性数据和向后追踪的实时数据。回溯性数据是稀疏的、综合的，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实时数据是包含丰富细节、细粒度的，但在分析时需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这有助于研究者从“噪音”中提取出有价值的内容；（4）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数据。因为组织现象是复杂的，所以过程数据也是复杂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质疑在多重精致假设下得出的线性、简单的模型是否具有实践相关性，因为多层次和不断变化的情境、多方向的因果性、反馈环等都会影响稳定性和均衡，从而影响变量测量的可靠性与分析结论的有效性。
过程数据的以上特征，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复杂性与挑战性，极大地提升了过程理论化的难度。Van de Ven（1992）指出，过程理论化需要超越表层描述，探寻时间进程背后的逻辑和规律。过程数据分析策略的采用，可以帮助过程研究者发现一些经验性规律，但是理论化目标的达成还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靠想象力和悟性来获得洞察。
（二）过程数据分析策略
Langley（1999）总结了7种过程数据的分析策略：叙事、量化、替代视角解释、扎根理论、可视化图示、时序分区和综合。这些策略的应用只是理论化的第一步，帮助研究者发现一些表层规律，深层次的模式和驱动机制需要发挥想象力，进行创造性跳跃（Abdallah et al.，2019）。常见的数据分析策略有叙事、扎根理论、可视化图示和时序分区4种。
（1）叙事策略。研究者可以通过事件的叙述，形成编年史。它主要通过体验和实践获得对组织现象的理解，以厚实的描述让读者判断是否这些发现适用于自身所处情境，让读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该策略的优点是可以容纳不同时间嵌入性和不拘一格的数据，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超越单纯的描述，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
（2）扎根理论策略。对特定的一组事件进行编码和比较，通过构念、维度提炼及其连结进行理论化。当有几个过程可以深度比较，或者分析层次可以从宏观渗透到微观的情感、表达之类时，扎根理论是最有力的。如果意图理解发生在更宏观层面的一次性过程，扎根理论方法就不太适合，因为此类数据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密度来支持真正的“扎根”，反之，过度聚焦于微观，又会失去整体性洞见。
（3）可视化图示策略。即将事件、要素或现象的发展变化绘制成清晰的图表。该策略可以同时展现多种维度，而且可以清晰表达时间先后、平行和流，是原始数据和理论化之间的过渡形式之一。但是该策略难以表达情感和认知，而且，它通常只能揭示事件顺序这一表层结构，难以揭示驱动力量和深层机制。
（4）时序分区策略。即把数据分解为连续的、毗邻的阶段，以清晰展示时间线上一个区间（泛称为“阶段”）的行为如何带来情境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下一区间的行为，然后把所得的发现在各个区间之间进行复制或比较。从本质上看，时序分区的目的是对连续的时间线进行解构，沿着时间维度构建若干个离散但相互联系的区间，为研究者采用跨时期复制逻辑提供明确的分析单元。这种策略与组织过程研究的非线性动态视角相契合，利于挖掘内生驱动力量。而且，借助演化过程内部的复制，一个或两个案例足以产生有价值的洞见。但从过程时间观念看，跨区间连接不能简单依循跨时期原样或差别复制逻辑来探究，而需要深挖非线性关联机制。
（三）过程理论化的基本模式
Cloutier和Langley（2020）通过对在2009~2019年发表在Organization Studies和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的过程研究论文进行综述和对比后，总结出帮助研究者进行过程理论化的如下4种基本模式。
（1）线性模式。将所研究的过程分解为线性的、单一方向的多个阶段，这些阶段以一定顺序先后发生。识别阶段之间的转换或过渡是最为重要的，有时会由于缺失一些特征或条件而导致这一过程被卡住，所以促进、阻碍、加速、放缓这一进程的要素值得重点关注。采用这一模式的局限是，它隐含着过程的进展遵循线性关联的时钟时间假设，可能简化了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对于底层的机制解释不足。为了提升信服力和研究质量，需要对阶段之间的过渡机制和促进、阻碍进程的权变因素进行更深入的阐明。
（2）平行模式。即呈现两个或多个相互联系的、同时并行的线性过程轨迹。其中之一是平行演化，即关注两条或多条平行的演化路径如何相互影响。Murmann（2003）指出平行演化不同于共同演化，前者指子过程之间彼此联系、同时进行的演化，后者指要素、行动者等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实现共同的变化；另一是分岔，指一条路径在某一时点会分出两条或更多条的路径，这使事物发展轨迹的或然性增大。由于考虑了多种选择及其权变因素，平行模式比线性模式相对更复杂和动态。
（3）复现模式。即过程呈现为一个持续适应或再生产的循环，通常以一个或多个反馈环来表示。复现模式的潜在假设是事物的发展并没有在研究时间窗口的终点结束，而会持续进行下去。正如Smith和Lewis（2011）的悖论动态平衡模型所指出的，尽管某一阶段是稳定的，但是矛盾和张力会在某一时间点出现，从而开启一个新的循环。与之相比，线性和平行模式理论化一般由一个特定的结果驱动，对于研究时间窗口之后的发展则没有关注和预测。Cloutier和Langley（2020）总结了复现理论化的5种分类：①互动视角，两个个体或群体彼此互动，随着互动的积累，共同形成身份、认知等；②系统视角，尝试对导致一个现象稳定或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解释，关注微观过程与宏观现象之间动态、系统性的连接，通常对微观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如何影响宏观现象进行理论化；③循环视角，即事物发展的结果又返回到起点，用以解释重复的过程如何导致结果的放大或衰减；④辩证视角，事物的发展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持续发展，兼具延续性和创新性的特征；⑤演化视角，即持续的选择、变异、保留的过程。
（4）连接模式。该模式通常从过程哲学中汲取理论思想，有意地打破诸如改变与稳定、能动与嵌入等二元论的两极区分，强调概念和关系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彼此投射、相互构建，以贡献于强过程理论。
从本体论立场来比较，线性模式和平行模式更多地被实体本体论主导，复现模式和连接模式更多根植于过程本体论中。就概念化或模型建立所根植于已有理论和概念的程度及类别而言，线性和平行模式通常基于已有的、理所当然的阶段式过程模型，连接模式经常从过程哲学中汲取时空复杂性思想，复现模式更多运用符号互动理论、辩证理论、演化理论等社会学理论。Cloutier和Langley（2020）认为，过程构建是一个解构要素和要素互动以明晰正在发生什么的过程。鉴于过程要素是相互缠绕的、彼此投射的、相互融合的事件集合，而不是原子式事物或实体，传统的概念化工具如方框和箭头的有用性因而降低，为此需要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概念化工具和理论化模式。
四、纵向过程案例研究述评
通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里以“篇名、关键词或摘要”同时搜索“纵向案例/纵贯案例”和“过程”两个关键词，并通过阅读摘要筛掉一些明显不是过程研究类别的论文，最后得到了发表于2006~2021年的141篇样本论文。这些论文集中发表在《管理世界》（38篇）、《管理学报》（20篇）、《管理评论》（18篇）、《科研管理》（12篇）、《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0篇）、《科学学研究》（10篇）、《南开管理评论》（7篇）等权威期刊上。本文并没有穷尽包含过程要素的所有研究，只是尽可能收集包含不同特征、不同类别、不同理论化方式的过程研究论文，以促进对过程研究范式和过程理论化方式的反思和改善。如图1所示，近10年来国内过程研究数量不断攀升，尤其在近3年来增速迅猛。这些过程研究在严谨性、规范性、整体质量方面有显著提高，正所谓实现了“形似”（毛基业、陈诚，2017），但是在本体论、理论化深度、模型动态性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反思和改进。
（一）纵向案例研究的本体论述评
本体论上，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在文中明确表明自己坚持的本体论。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隐含了实体本体论的思想，只有少量论文秉承了过程本体论。基于实体本体论的研究为弱过程研究，通常仅研究一个具有固定特质的实体随时间的演化，总结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过程本体论支撑强过程研究，它并不否认实体的存在，但主张实体不是固有的或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持续的活动、互动、事件中被生成且不断演化的，因而努力通过解构复杂的互动或活动来打开这些实体（Langley and Tsoukas，2016），揭示这一生成性过程背后的机制。
国内已见一些纵向案例研究的论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过程本体论。例如，江诗松等（2011）主张企业创新能力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处于“学习开放度—创新能力—自主/依赖”的动态循环中，在内外部力量影响中不断演化，由此构建出后发企业创新能力追赶的过程框架。田志龙等（2014）视合法性为不断生成的，通过分析百步亭和万科两个企业在社区参与中与居委会、志愿者的互动，揭示了合法性的形成过程和演化机制。尚航标等（2014）指出管理认知变革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经历解除、变化和固化3个阶段，管理认知、企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引致的多次设定促进了管理认知变革。王凤彬等（2015）对线上线下部门间冲突的研究采用了过程本体论，通过对研华公司三大时期内7个阶段的历时性分析，对冲突形成和变化的过程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构建了冲突管理循环。卢艳秋等（2021）对海尔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战略导向和组织结构互动过程中动态能力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化，强化了动态能力是生成性的这一认识。相比弱过程研究，强过程研究更加具有挑战性，同时可能产生更大的理论贡献。总体而言，体现强过程导向的案例研究成果多见于《管理世界》（见表3的列示性总结）。该刊发表的过程研究类论文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强过程研究占比、理论化模式多样化、过程模型构建以及“箭头”解释等方面也处于引领性位置。
一般地，单案例与多案例是案例研究类型学上常见的分类。如果进一步考虑每个案例中是否包含多级分析单位，可以区分为单案例整体式、单案例嵌入式、多案例整体式和多案例嵌入式4种。殷（2017）认为，无论整体式（单一分析单位）还是嵌入式（同一背景的多个分析单位）都适用于单案例和多案例研究设计。嵌入式案例中，子案例作为次级分析单元，被置于同一时期特定空间情境（主分析单元）下进行研究，因此类似于多案例研究设计，可以通过多元实验使“复制逻辑”得以遵循，使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这是从空间维度进行的案例研究设计分类。再从时间维度来看，单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不仅是“用作多案例研究的实验个案”，还特别适用于研究纵向案例，也即对多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案例进行研究（殷，2017），而依据时序分区策略进行过程解构（Langley，1999），就可以形成多个区间（或阶段）的分析单位，此即为时间上嵌入式案例研究。
不论是多案例整体式研究设计，还是同属某特定情境的空间上或时间上嵌入式单案例研究，都可以通过比较或复制逻辑提升研究的严谨性。其中，比较逻辑是指通过不同案例（或者，子案例）之间的比同或比异来获得研究发现。复制逻辑指将单个案例归纳的命题在多案例中进行相互印证，总结共存于案例间的模式（井润田、孙璇，2021）。与比较逻辑不同，复制逻辑下的研究通常将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作为两个不同的步骤实施，但在归纳推理时也通过异同比较来获得结论，对应地可依此区分为差别复制逻辑与逐项复制逻辑（殷，2017）。然而，应该看到，在单案例纵向研究中，跨阶段比较虽然是主流，但仍偏弱过程导向。相比之下，单案例整体式的研究设计，采用的是没有任何比较分析的“非复制”逻辑，更能体现研究者的创造力（Hoorani et al.，2019）。
当前，国内学者在纵向案例研究中倾向于案例数目较少的过程研究，如《管理世界》发表的此类代表性论文是以单案例或两个案例为主。研究设计有两种：一种是将整个过程区分为几个不同阶段，并把每个阶段都当作独立的案例进行跨阶段的比较，如江鸿和吕铁（2019）对中国高速列车产业技术追赶过程的三阶段比较研究，以及陈逢文等（2020）关于不同创业阶段中创业者个体、团队及组织间跨层次学习互动模式及其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路径的总结和对比；另一种是基于过程追踪逻辑的整体性研究设计，通过跨期分析识别转换前后期的不同状态并发掘这种转换实现的过程机制，如王凤彬等（2015）对部门间冲突的动态演进研究，以及路风（2019）对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的过程性和历史性研究。对比这两种单案例研究设计，前者主要基于比较逻辑进行推理，后者并不倚重或者不停留于比较，而注重对动态现象获得更细致的语境化理解。基于过程追踪逻辑进行跨期分析是一种“非复制”逻辑（Hoorani et al.，2019），虽然在严谨性和影响力上可能不如复制逻辑的研究，但能够深入揭示因果机制和刻画过程动力，因而更好地体现了强过程导向。
（二）纵向案例研究的时间嵌入性述评
时间性是过程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嵌入于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时间，并不是用以测量物的运动的钟表时间（“物的时间”），而是过程时间（“事的时间”）（孙周兴，2020）。过程时间具有不同于钟表时间的多种特性：其一，不同于钟表时间具有同质、均匀、可加（线性）的特性，过程时间强调特定事物所经历的每个瞬间都有一个创造性的时机，是非均匀、非同质、非线性的，并且不具有必然性；其二，过程时间是连续不断、持续延绵的，过去会影响现在和将来；其三，时间的效应是非固定的，曾经好的东西可能随时间变坏，平衡的权力结构、博弈较量可能会变得不平衡；其四，在任一时点捕捉的结果只是诸多可能性在当时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之一，而且这一结果只是暂时的，会随时间持续发生变化。以下从过程时间跨度、过程数据的时间嵌入性、阶段划分几个方面对国内关注事物生成、发展、演化的纵向案例研究样本论文进行述评。
1.过程时间跨度述评
样本论文所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平均年限为15年，这样保证有足够长的时间让事物的演化呈现出规律，也有丰富的历时性数据可供收集。不过，这里的时间跨度是就时钟时间而言的，鉴于过程时间是相对于特定过程的“事的时间”来定义的，因此未必要求时钟时间越长越好，这意味着并非所有过程研究都要求较长跨度的时钟（日历）时间。如Langley等强调，数据收集应与所研究的现象发展的时间跨度相一致，可以不需要很长，但是需要有足够的数据和细节来获得过程性洞见（Gehman et al.，2018）。伴随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速度的加快，短时间跨度的研究也可以获得新奇而有价值的研究发现。例如，李东红等（2021）对百度Apollo 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的观察窗口为4年，许晖等（2021）对微医平台赋能机制的研究时间跨度为3个多月。对样本论文分析发现，不少研究只是简单地将时间窗口设定为企业创立至今，而没有真正思考与所研究问题相匹配的时间跨度，研究问题的时间窗口和企业发展历史不一定完全重合。恰当的做法例如，江鸿和吕铁（2019）选择覆盖中国高速列车产业技术追赶全过程的1997~2017年，与自身的研究问题相契合；陈衍泰等（2021）在研究海外创新生态系统的组织合法性获取过程时，将时间窗口起点选择为泰中罗勇工业园区在2000年进军泰国之时，而不是该工业园区建立的元年。
2.数据的时间嵌入性述评
超过80%的样本论文采用了回溯性数据，其余的研究混合使用了回溯性数据和实时数据。实时数据的收集需要长期的跟踪调研，例如魏江等（2014）对银轮和东华公司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周翔等（2018）对海印公司长达5年的持续追踪，谢洪明等（2019）对均胜集团长达6年的跟踪调研，肖静华等（2021）对美的集团长达8年的追踪调研，苏敬勤和韩贵龄（2021）对BIO-TECH公司长达8年的跟踪调研，彭新敏和刘电光（2021）对海天长达15年的持续跟踪。Langley（1999）指出，相比回溯性数据，实时数据的粒度更细，也包含更丰富的细节，尤其可以捕捉到意义、情感、认知等微妙数据，所以鼓励案例研究者坚持对一两家公司的持续追踪。
3.阶段划分述评
除了采用事件系统理论的研究没有明显的阶段划分外，其余的研究大部分都划分为三阶段进行分析，个别研究为两阶段、四阶段等。三阶段划分似乎成为可直接套用的“模板”。关键问题倒不是将研究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而是阶段的划分是否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是否使混乱无序的数据真正结构化，从而帮助研究者获得有价值的发现。现有的大部分过程研究论文没有介绍阶段划分的依据，这点需要日后加以补充，否则很可能被认为是简单地、理所当然地套用三阶段模板。许晖等（2017a）、吴晓波等（2019）、彭新敏和刘电光（2021）等研究都对阶段划分给出了充分的依据，可资借鉴。
由于过程研究要求丰富的历时性数据和对路径、轨迹、机制的深入探寻，所以大部分研究选择了单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研究的深度和足够的细节展示，又可以聚焦于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来捕捉过程的律动。少数研究选择了双案例和3个案例，这样可以通过复制或比较逻辑来提升研究结论的信服力，但是随着案例数量的增多，研究者会面临更大的论文篇幅限制和过程研究深度要求之间的张力，从而可能导致细节呈现不足、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虽然一些巧妙的数据展示技巧和写作技能可以帮助缓解这一张力，但是，考虑到发文篇幅限制，建议过程研究的案例数量不超过3个，以确保过程性洞见的充分展示和细化阐述。
（三）纵向案例研究的理论化述评
1.过程数据分析策略述评
过程数据分析策略方面，叙事、扎根理论和时序分区策略被广泛使用，其他策略却相对少见。采用叙事策略的研究，有些是把实践故事和理论故事相交织进行分析，也有些先进行实践故事的叙述然后再进行理论分析。除了采用事件系统理论的研究，时序分区策略被普遍使用，但是如前所述，阶段划分的依据需要进一步明晰，要与理论视角相契合。近年来，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编码程序规范也越来越受重视，整体上研究的严谨性在不断提升，但是也随之涌现出如下一些问题需要深思与慎待。
（1）编码不等于理论化。编码不是理论化的充分条件，只是帮助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策略。编码帮助研究者扎根于原始数据并通过层层抽象获得可信赖的理论维度，但是编码的结果通常只是构念集或维度集，而不是过程研究力图挖掘的深层过程和机制。编码结束后将每个阶段的关键构念或维度用箭头进行简单地连接，所得出的并不是真正的过程模型，这与实体本体论立场的流行密不可分。正如Langley和Abdallah（2011）强调的，编码的层层抽象和分类过程导致去情境化，事件之间的链条和相互作用可能被抽掉，从而遗失过程本质。所以，若研究者依赖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进行理论化，那么至少还需要对阶段内“小箭头”和阶段间“大箭头”进行充分阐释。实际上，Gioia本人也在2016年AOM专题研讨会上指出，数据结构表只是对动态过程现象拍下的一张张“照片”，对应于方框，但是，如果不呈现和解释箭头，便无法真正理解这个过程。为此，需要摒弃对过程瞬间“拍照”的静态化、切片化做法，将之转换为“电影”手法（Gehman et al.，2018），使动态的过程得以真实展现。
通过对样本论文的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注重了对阶段内的“小箭头”进行解释，但是对阶段间的过渡和演化机制（“大箭头”）却较少深究。阶段内的“小箭头”可以帮助了解每个阶段内的“微过程”，阶段间的“大箭头”可以帮助探寻驱动阶段过渡和前进的动力机制。关注“大箭头”的论文虽然总体上看数量有限，但《管理世界》偶有发文。例如，许庆瑞等（2013）对转型经济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过程进行了研究，对阶段间的“大箭头”进行了解释，发现吸收能力和历史压力分别作为内外部驱动力促进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对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依附式升级”的数字化进程进行研究，尤其对阶段转换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参与者和平台企业之间互补和依赖关系的平衡和演化是数字化进程的内生驱动力，由此提供了创新性理论洞见。郭咏琳和周延风（2021）对少数民族BOP实现包容性创新的过程研究发现，外部企业指导帮扶、外部企业连接帮扶和BOP内生驱动是3个阶段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
（2）编码方法的使用不能绝对化，不能轻视其他过程数据分析策略。也即，编码不是过程化的必要条件。虽然编码的使用可以提升研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但是除了编码方法之外，其他策略如事件系统理论的应用（张默、任声策，2018；罗兴武等，2021）、叙事策略的应用（罗仲伟等，2014；王艳，2016；姚明明等，2017；江鸿、吕铁，2019；路风，2019；刘海兵等，2020；谭劲松等，2021；李东红等，2021）等，也可以产生过程理论的贡献。Gehman等（2018）指出不同分析策略助推理论贡献的方向各不相同，如可视化图示可以提供表层结构的解释，叙事策略可以帮助读者获得对鲜活经验的感知，时序分区策略可以帮助研究者探索深层机制和驱动力量。不同策略可以混合使用，如叙事和时序分区策略的混合、可视化图示和时序分区策略的混合等。
（3）加强编码的动态性和阶段性。过程研究强调时间进程中的演化，在时序分区策略被广泛采用的背景下，编码应该更加突出动态性。一方面，要对每个阶段单独编码，而不是将所有阶段都混在一起进行编码。一些纵向案例研究的编码混乱，没有突出阶段性，难以得到过程性洞见。另一方面，要把时间性嵌入在编码内，通过跨期比较识别阶段间“方框”和“箭头”的异同，从而发现阶段之间转换的规律。
2.过程理论化模式述评
过程理论化模式方面，现有过程研究被线性模式主导，平行模式和复现模式数量不多但是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洞见，连接模式更为少见。
（1）线性模式最为流行。约有80%的过程研究论文进行了线性理论化，即将事件或编码得到的构念进行线性关联，得到历时性的顺序过程。相较其他理论化模式，线性理论化较为简单，但是也往往得出贡献度不高的模型。如前所述，对阶段内“小箭头”和阶段间的“大箭头”进行充分地解释有助于突破这一限制，探索过程背后的驱动机制，提升研究价值。发表于《管理世界》的过程研究论文中，采用线性理论化模式的论文大多对“小箭头”进行了细化描述，对阶段内生成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例如，许晖等（2017a）对云南白药品牌生态圈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线性理论化，在对阶段内“小箭头”阐释中揭示了驱动3个阶段发展的自修复、自分化、自适应机制，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魏江和王诗翔（2017）对万向在美国获取合法性以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过程研究中，分析了3个阶段内情境特征、外部触发机制、合法性战略选择，然后将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和结构模式相匹配提炼出合法性的直接获取机制和间接维系机制，形成了创新性理论洞见。彭新敏和刘电光（2021）所构建的市场认知演化理论模型中，阶段内明确了市场认知演化动因、演化机制和演化结果，阶段间揭示了“从同质到异质”、“从异质到前沿”的驱动力，构建了一个连贯、自洽的过程模型。欧阳桃花和曾德麟（2021）对中国盾构技术追赶的起步期与加速期两个阶段进行比较，识别出自上而下化解悖论和自下而上平衡矛盾的两类过程，从学理层面对“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两种不同结果的生成机制给出了解释。
（2）平行模式偶有体现。一些平行演化研究例如，谢雨鸣和邵云飞（2013）将后发企业的技术发展区分为辅助技术先发与主导技术跃升两条轨迹，在识别这两者分别通过“模仿—利用—探索”和“利用—探索—利用”3个阶段的发展后，对应地与协同创新不同模式（先后表现为以契约型、组织型和战略型为主）相结合，由此提出一个使所设计的协同创新模式与技术发展相协调的演化理论模型。何婧和杜义飞（2015）以“内部实现、质量交付、顾客反馈、需求输入”4个事件为过程要素，分别以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时序，构建了过程要素相同但运行方向不同的“价值—能力”双向循环过程模型。刘海兵等（2020）分析了创新战略、创新范式、技术创新能力三者的协同演化路径，其中创新战略和创新范式分别经历3个阶段的演变，二者相互影响并带来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变。涉及路径分叉的研究如，陈劲等（2006）发现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组织在经历了创业、集群、大集团3个时期后会进入结构化混沌时期，此时除了产业衰退和转型这一选择外，还可能朝着前向产业、会聚产业和二元产业这3种独特的组织模式发展。
（3）复现模式分布不均匀。复现模式理论化有较为宽泛的覆盖面，包括互动、循环、系统、辩证、演化5种类别（Cloutier and Langley，2020），但样本论文中主要采用的是前3种，很少涉及严格意义上的辩证（正题—反题—合题）和演化（变异—选择—保留）理论化。
互动理论化旨在通过揭示要素之间互动、相互影响过程来解释现象的生成、稳定和变化。《管理世界》发表的论文有不少或明或隐地采用了互动理论化模式。例如，吴结兵和郭斌（2010）对绍兴县纺织业集群发展过程进行了互动理论化，发现企业适应性行为和网络化交互影响推动了集群的发展。田志龙等（2014）也吸纳互动性视角，解构了企业、居委会和志愿者的互动过程，并以这一互动过程解释企业社区参与中合法性的形成机制。周翔等（2018）对企业核心能力的更新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创新手段导向和目标导向通过递归式互动实现间断平衡，帮助企业兼顾机会探索和核心能力维系更新。江鸿和吕铁（2019）分析了政府能力和企业能力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三阶段互动过程，并以此解释产业技术追赶的基础机制。陈逢文等（2020）剖析了不同创业阶段内创业者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互动逻辑和互动模型，揭示了这一互动过程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其他代表性研究如乔晗等（2020）在对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环境共演过程的研究中采用了互动理论化，揭示了商业模式与制度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递归性的、累积性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制度环境驱使商业模式不断适应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商业模式自主创新可能带来制度环境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二者实现了共同演化。
循环理论化着眼于构建内嵌反馈机制的圆环，即过程发展的终点又返回到原点，开启新一轮的发展过程。这类理论化模式的潜在假设是所研究的过程并不随研究时间窗口的关闭而结束，而是会持续循环和发展下去。这一理论化模式的优势在于挖掘“动力”，是动态性研究的关键，系统动力学和反馈环控制理论（Dattée et al.，2018）等可以被吸收和融合来促进循环理论化的深化。例如，徐蕾和魏江（2013）构建了突破式创新能力和渐进式创新能力的小循环，以及二元创新能力和产业集群跨边界网络整合的大循环。陈力田和吴志岩（2014）对战略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能力重构的过程进行了循环理论化，分别位于个体层次、团体层次、企业层次的3个相互连接的循环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能力破坏机理和自下而上的能力增强机理，提供了融合多层次的整体性洞见。前述的何婧和杜义飞（2015）将4个相同过程要素分别置于“价值转移循环”和“能力补缺循环”中，以各个循环的自我闭合环路以及循环中可能出现的替代和阻碍因素如“技术创新”、“顾客锁定”的作用，来刻画“协同演进锁定困境”的形成过程，并揭示后发企业如何在一个时间演化与管理复杂的过程中实现追赶。《管理世界》发表的复现模式论文中也有多篇提炼出了循环理论化模式。例如，江诗松等（2011）借鉴政策动力学揭示出企业创新能力追赶不是一个线性的、自动的过程，而是受自身所处“学习开放度—创新能力—依赖/自主”循环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外生影响的动态性和综合性结果。王凤彬等（2015）对部门间冲突产生与演变过程也从循环理论化角度做出阐释，构建了冲突产生循环和冲突管理循环，对组织冲突的动态研究进行了丰富和拓深。罗顺均等（2015）对后发企业“引智”学习促进企业升级的过程研究中，构建了“初始条件—引智学习—组织管理—升级绩效—新初始条件”的内嵌反馈机制的理论模型。
系统理论化通常将宏观现象解构为由微观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然后探寻微观机制和宏观现象之间的动态连接。王凤彬等（2018）对企业组织变革的过程进行研究，构建了由情境、观念、模式、制度和人性五要素构成的动态演化螺旋，阐释了组织变革的微观机制，明确了企业实现内生性变革的过程机理，是复现模式下系统理论化的典型例证。孙璐等（2021）对腾讯公司信息交互能力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发现信息交互能力的四个构成要素即自知力、同理力、变易力和生态力在相互影响中促进了整体信息交互能力的演变。
（4）连接模式寥寥无几。连接模式力图打破二元论，强调概念之间彼此投射、相互渗透，对看似分离、冲突的要素和现象进行网状连接和“和谐化”。例如，薛敏等（2018）对艺术机构成长过程研究发现，业务单元拓展、业务族群培育连接了网络关系聚类和网络关系扩散这一对悖论，4个要素构成悖论动态循环，这一循环在持续演变过程释放了动态能力。王凤彬等（2021）通过引入经济运行、人员流动和监管体系3个要素连接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的悖论，将二元悖论置于多要素、立体化的动态网络框架中，并从中国五行系统和黑格尔辩证法中汲取过程哲学思想，尝试通过承古启今来揭示悖论张力变化的轨迹和动力机制。
3.研究方法论与过程本体论和认识论配适度述评
Van de Ven和Poole（2005）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对不同研究范式进行了对比，Langley和Tsoukas（2016）指出过程研究体现出弱过程与强过程两种导向的差异。结合这些认识，本文在Van de Ven和Poole（2005）四象限框架的基础上把方法论维度嵌入其中进行相关研究文献述评（如表4所示）。
就因素理论化的研究方法论来看，统计分析是最常见的量化研究方法，通常以线性模型来呈现研究结论。不过，质性研究中也有不少沿袭了“相关性假设”呈现模式。例如Gilbert（2005）关于报社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把整个过程解构为多个阶段，各阶段通过因果关系假设来阐发因素间的相关性。此类研究体现的是实体本体论立场，性质上属于弱过程研究。与之对比，强过程理论化则更强调从过程时间的复杂性中汲取思想进行模型化。
复杂性科学领域的研究，体现的是本体论上注重过程但认识论上仍囿于因素理论化。其过程模型强调了多主体间的非线性互动和新秩序涌现的条件，但是把自适应复杂系统所处的时、空均视为是“外生”的（Garud et al.，2015）。Dooley（2021）将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理论化划分为4种模型：（1）基于行动者（主体）的模型，即系统中行动者按照既定规则与环境、资源、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追求一定目标；（2）计算模型，系统中的各部分如行动者、要素等随时间共同演化，驱动改变的力量来源于各部分之间非目的性的、局域性的互动；（3）动态模型，即关注复杂系统中的变量如何随时间改变，互动可能是线性或非线性的，离散的或连续的，目的是发现变化背后的模式；（4）远离均衡模型，即分析系统中的秩序是如何从内形成的。这4种模型与Van de Ven和Poole（1995）提出的四种动力机制存在对应关系，也即，基于行动者的模型天然与目的论动力相关，计算模型兼具演化和生命周期机制的特征，动态模型以生命周期形式描述过程，远离均衡模型通常涉及辩证动力（Poole and Van de Ven，2021）。
认识论维度上脱离原子观、静态观，将关注点从实体转向过程的代表是事件系统理论，但该流派秉持的研究立场仍是实体本体论，只是其所分析的构念或变量不再是关于“物”的属性，而转向“事”的属性，比如事件强度（新颖性、颠覆性、关键性），事件时间（时机、时长），事件空间（起源、扩散范围、实体与事件的距离）等（刘东、刘军，2017）以及事件与实体之间作用的主动与被动特性（张默、任声策，2018）。与事件系统理论注重自变量的事件属性不同，Martin和Eisenhardt（2010）对引致跨单位协作绩效高低差异的解释着眼于协作过程路径特征，通过差别复制逻辑的多案例研究，识别出以公司为中心和以业务单元为中心的两类协作过程在具体构成要素及其相连的次序的差异，由此构建了分别通过“起源—选择—形塑—执行”和“起源—形塑—选择—执行”路径而影响协作绩效的正负向关系模型。这是一项从整个协作过程（一组“箭头”相连而成的单线）路径特征进行因果解释的相关性研究（Kouamé and Langley，2018）。类似地，彭新敏等（2021）亦着眼于识别过程路径但侧重于分阶段比较，该文在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过程的研究中提炼了3个阶段内互补性资产对核心技术能力的作用机制，即缓冲机制、管道机制和棱镜机制。与此同时，该文还识别了与此类机制并行的学习路径，暗含地提供了双线并行的过程解释。
最后一种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维度上都秉持过程观的研究。Greiner（1972）包含多个阶段的“变革”与“危机”双向影响的企业生命周期模型，是一个视情境（空间）为“内生”的研究范例，这是一种关系复杂性过程模型。类似的一些研究强调从“创新的过程”转向“创新作为过程”（Garud et al.，2016）和“新企业创立作为过程”（McMullen and Dimov，2013），还有当下正流行的“战略即实践”主张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活动基础观”（Jarzabkowski，2005）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过程哲学家把“过去、现在、未来”作为一体来对待的时间维度内生性理念。这些强过程研究导向意味着方法论上需要对“箭头”本身进行编码。一般地说，以“箭头”表示的影响或作用，可以从关系特征上借助主动—被动（施—受）、强—弱、正—负等编码来区分。“箭头”背后蕴涵的时间性特征也可进一步突出，比如标明上述关系发生的时点、顺序、持续的时长、效应的时滞性以及定向性，其中定向性是指行动者关于特定活动或互动朝向过去、现在、未来方向的意识。例如，Burgelman（1983）在“流矩阵”图示中，除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过程中的活动构成及顺序外，还使用不同箭线来标识活动间联结的强与弱以及滞后效应。
4.纵向案例研究方法选用述评
纵向案例方法适合特别复杂、跨层次、动态演进问题研究（谭劲松等，2021），但是在具体方法选用上异中趋同，形式上的同质性较大，方法对研究发现的支撑有待加强。
（1）从案例数目看，由于数据可得性与论文篇幅限制，单案例纵向研究数量明显多于多案例。不过，样本论文中也有部分过程研究不局限于单案例，而将比较或复制逻辑与过程理论化相结合，在双案例或多案例分析性归纳中探索更具共性的过程模型或导致不同过程轨迹的权变因素。例如，许晖等（2017b）通过对天士力公司四家海外子公司的海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分析，构建了基于主导行为与网络嵌入视角的海外子公司市场适应性演化模型。苏敬勤等（2020）通过对三家中小制造企业的纵贯式多案例分析，总结了供应链整合推动技术创新能力演化的内在机理。另外，发表于《管理世界》的此类论文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尚航标等（2014）通过对龙江森工和大兴安岭林业集团的管理认知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以“初始管理认知—试错性学习—设定后管理认知”链条的对比来阐明两个案例企业试错性学习的异质性如何引致管理认知变革的差异，深化了引致不同演化结果的路径研究。田志龙等（2014）以差别复制逻辑对百步亭和万科的社区参与过程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合法性的形成和演化机制。韩炜等（2021）对领道科技和悦云科技两个商业生态系统属性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资源编排—生态系统属性”过程链条的对比，揭示出资源编排策略的差异是塑造不同生态系统属性的关键原因。戚聿东等（2021）对三家央企的数字化战略变革过程进行分析，概括了引致不同数字化战略变革模式的过程机制，构建了国有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理论模型。
（2）过程编码侧重于阶段内部，且“模板化”倾向较严重。国内目前过程研究都偏好对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方框）进行编码，对过程环节与机制（箭头）的编码较少，大多数是在阶段间简单复制单线模式的关系“模板”。形式上，阶段内编码常常以三段式模板来呈现，比如“动因—行为—结果”（许晖等，2017b）、“认知—行动—结果”（张璐等，2020）、“情境—战略—结果”（李雷、刘博，2020）、“（跨层）互动逻辑—作用过程—创新行为”（陈逢文等，2020）、“前因—机制—结果”（彭新敏、刘电光，2021）、“情境—行为—战略”（王冰、毛基业，2021）、“起点—过程—结果”（欧阳桃花、曾德麟，2021）、“动态能力—组件平台化调整—数字平台商业模式”（钱雨等，2021）等分析框架。然后，将类似的呈现形式在阶段间进行复制，并以“箭头”来连接相邻阶段形成整体过程模型。少量研究关注了阶段间的箭头，如“生存压力—成长压力—成长压力”（许晖等，2017a）、“行业竞争—用户需求—行业竞争+用户需求”（杜军等，2019）、“从同质到异质—从异质到前沿”（彭新敏、刘电光，2021）以及“否定之否定”（王凤彬等，2021）等。总体上看，对阶段间转换的动力机制和矛盾关节点缺乏深入有趣、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解释。
（3）虽然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时有出现，但是多数服务于研究发现的“复制”，切实通过跨层分析进行连接机制理论化的较少见。虽然秉承过程本体论立场的理论化模式尤其适合于研究涉及多个层次相互影响的循环过程，但是样本论文中只有少数几项研究囊括了多个分析层次。典型的如陈力田和吴志岩（2014）涉及个体层次、团体层次和企业层次；陈逢文等（2020）提出创业者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跨层次互动模型，阐明两个层次的互动逻辑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行为；谭劲松等（2021）将微观生态系统成员、中观层次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宏观制度构建者3个层次纳入创新生态系统架构演进过程的研究中；高素英等（2021）发现企业服务生态系统在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内发生层内互动和跨层交互，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演化。这些研究推进了对复杂系统层次嵌套性的认识，但是如Poole和Van de Ven（2021）指出，跨层连接有多种类型，包括嵌套、卷入和聚合。在嵌套型中，低层次和高层次过程紧密相连；卷入型中，低层次和高层次过程虽然相互影响但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比较而言，嵌套型跨层连接为紧密的耦合，卷入型为中度或松散的耦合，二者共同之处是均预设了两个层次的存在。与之不同，聚合型将高层次视为低层次组合的“产物”，着眼于探寻宏观现象是如何形成和构成的。上述三类跨层连接研究的难度依次增大，尤其是聚合型极具挑战性。过程研究学者呼吁，需要更多开展跨层研究，在连接微观、短期的活动与宏观、长期的现象中探索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Langley and Tsoukas，2016；Kouamé and Langley，2018）。
5.过程理论化产出述评
关于过程理论化的知识产出，约20%的样本论文将研究结论总结为命题，但基本上为秉承实体本体论立场的研究。坚持过程本体论的研究者大多没有提炼为命题，而是以过程模型来呈现研究结论。图表在结构化展示过程轨迹与特征方面的优越性，使过程理论模型层见叠出，并逐渐从线性主导到多元并生，从浅层的过程描述到深度的机制挖掘。但是，现有研究在过程理论化产出形式和研究贡献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集中表现在：
（1）一些过程研究没有构建理论框架模型。虽然过程理论化未必一定要借助过程模型来展现，但是从清晰表达研究发现的需要来看，仍然鼓励研究者采用合适的模型和图示使之可视化。一方面，通过过程模型清晰呈现研究结果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事半功倍的作用，既帮助作者进行过程机制梳理和理论构建，也帮助评审者和读者快速抓住重点，加深印象；另一方面还可提升研究的连续性、可推广性和可拓展性，方便后续研究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和深化。
（2）局限于过程描述而理论化深度不足，导致过程模型只是对阶段特征的总结概括。通过描述加深对某一动态现象的了解，仅仅是过程研究的起点。高质量的过程研究除了揭示现象发展演变的进程，还应该挖掘如演化前因、内外部驱动力等过程机理。从过程描述升华为机制解释，让过程中蕴含的深层结构和隐形力量涌现出来，才能把故事转化为理论。
（3）过程模型的时间性和动态性刻画不深入。现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过程模型，实质上只是把每个阶段提炼的构念或维度进行罗列和堆砌，并没有关注构念之间的关系、阶段之间的过渡和转换机制，遗失了过程理论化的本质。加强对阶段内“小箭头”和阶段间“大箭头”的解释，图示中慎重确定箭头的方向，标明箭头所表示的机制，必要时增补箭头的时间顺序，有助于构建更清晰、一体的过程模型。此外，除了以箭头进行单向线性连接外，还可以用双向箭头、路径、循环、反馈等多样化工具表达相互影响、递归、多向因果甚至多维关系复杂交织等。
（4）过程模型与数据结构图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存在问题。有些研究的数据结构图与过程理论模型是“两张皮”，其理论模型中的构念在数据结构图中几乎没显示。还有个别多案例研究从不同案例的数据结构表中分别撷取一些构念，然后将其“粘合”在一起构建理论模型，导致模型缺乏内在的连贯性。这种“东拼西凑”式理论化正是Langley等所指出的过程研究的一大忌讳（Gehman et al.，2018）。
（5）没有处理好模型简洁性与复杂性的悖论。有些研究的过程模型太过简单，折损了研究价值和研究贡献高度，而有些研究的过程模型太过复杂，主线模糊、宽泛，缺乏明确的理论对话，也难以拓展和推广。Poole和Van de Ven（2021）指出，在寻找复杂性来源的过程中，也应该有一种朝着根本、简单的方向发展理论的冲动。正是通过简洁性与复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增进对变革和创新过程的理解。
（6）例证式理论化。有些研究在文献回顾部分提供一个过程机理模型，然后用案例去验证该模型，案例仿佛一个被动的工具，而并不是蕴含鲜活经验、涌现创新发现、等待被挖掘的“宝藏”，有违案例研究的主旨。
（7）研究贡献不突出。简单、线性的理论化模式限制了大部分研究的理论贡献度。过程研究者除了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及收集高质量的过程数据外，还需要将自己的“大脑”作为研究工具大胆启用，提升动态现象理论阐释中的想象空间，大胆探索创新、有深度的理论化模式，挖掘微观机制、演化动因、内外部驱动力等深层次机理，做出蕴涵顿悟后惊喜（aha）瞬间的高质量研究。
（8）研究结论可推广性受限。很多研究并没有对自身过程模型的适用边界和条件进行仔细界定，而是以“案例企业限制”、“行业限制”、“期待未来进行多案例和大样本实证研究”等表述来草草交代研究局限。关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单个或少量案例过程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尽可能挖掘一般性的过程规律和演化机理，另一方面要仔细剖析所研究情境、案例背景、研究结论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然后对研究发现的可转移边界进行明确界定，如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对生态参与者依附式升级战略适用边界所进行的充分讨论。
（四）过程研究面临的关键挑战
（1）如何在坚持过程本体论中开展强过程研究。从样本论文看，现有大部分囿于弱过程研究。诚然，强过程研究对研究者的认知复杂性、理论基础、理论化水平都提出较高的要求，因而实施难度较大。过程研究者可以从过程哲学、辩证法、悖论、复杂系统等“远领域”学科或理论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尝试进行复现、连接等相对复杂模式的理论化。具体写作过程中，可以明确自己坚持的本体论立场，尽可能多使用过程性语言，避免物化和实体本体论的语言。
（2）如何超越描述以做出理论贡献。Van de Ven（1992）指出，过程理论化需要超越表层描述，探寻时间进程背后的逻辑和规律。为此，研究者要区分实践故事和理论故事（Abdallah et al.，2019），加强理论升华和文献对话。具体地，可以在每个阶段实践故事描述性分析结束后单独进行总结和理论分析，之后再整合，也可以在对所有实践过程进行描述性分析完成后，再结合理论视角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性理论故事。扎实的文献回顾、明确的研究缺口、实践故事基础上理论故事的升华，可以帮助过程研究提升理论贡献。
（3）如何超越局部性和特殊性以提升研究发现可推广性。方法之一是，基于更广阔的理论概念去解释和识别构念（Abdallah et al.，2019），这样可在研究发现部分将细节类发现拓展到更广泛的理论概念上。方法之二是，从总体研究发现中创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可供发展和应用的过程理论，最低程度上提供一个事件序列（Langley et al.，2013）。方法之三是，承认案例或情境的特殊性并仔细识别边界条件，对研究发现可推广应用于哪些具体情境进行细化总结，而不是泛泛而谈。
（4）如何避免强加理论给数据。一方面，研究者要对数据诚实，让数据“说话”；另一方面，要通过研究问题“近领域”文献的充分回顾来发掘尚未解决的研究困惑和需要弥合的研究缺口，然后在对接“远领域”文献中进行理论与数据的对话，从中获得有洞见的发现去弥合“近领域”文献缺口。这样通过区别对待“远”“近”领域的文献（毛基业、陈诚，2017），既可以从多个来源的启迪中获得理论洞见并提升研究发现的文献对话，同时又不会落入对既有理论生搬硬套的陷阱。
（5）如何处理好研究中潜存的辩证性张力。过程研究工作相对比较复杂，需要应对多种张力。其一，沉浸数据，还是超脱数据？Gehman等（2018）指出，如果研究者距离数据太近，得出的发现往往显得机械、新颖性不足，而如果距离数据太远，则会过于天马行空。所以研究者需要对所研究案例十分熟悉，这样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数据中，得到既有趣又扎根的研究发现。其二，深思熟虑，还是意外惊喜？好的研究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思考，但有时突然的灵光乍现可以帮助研究者喜遇顿悟瞬间，获得新奇的理论洞见。然而，无论是深思熟虑还是意外惊喜，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对研究情境的深度沉浸。所以研究者既要沉淀理论、厚积薄发，又要灵活变通，等待着豁然开朗的时刻。其三，严谨性（规范），还是创造力（想象）？提升严谨性有时会影响创造力，而一味追求创造力会损失严谨性。因此，平衡好严谨性和创造力这一对张力至关重要。研究者可以采用空间分隔策略处理这一悖论，也即，在案例数据分析时保持严谨性，在机制和模式探索中发挥更多的想象与悟性。明理与悟道的有分有合、巧妙连接，正好显示了研究者对学术研究过程“动态性”的一种娴熟把握。
五、过程研究的中西对话前景
中国道家思想主张万事万物都处于“变易”的过程中，此过程中蕴含着“不易”（恒久的）且“简易”（简洁的）的规律。道家思想对“易”的强调，与过程本体论下对“成为此在”或“持续演化”的关注不谋而合。过程研究的目的是透过表面现象，寻找过程背后的生成机制或复杂性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认为，过程研究的主旨是探寻变化之“道”。“道”和过程机制都属于过程本体论的范畴，而且二者都超越经验世界，但是却真实存在且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影响。“道可道，非常道”意指人们难以轻易观察到统御事物发展变化的恒常之“道”。但是，应该相信“常道”是实在的，它在我们当下或许并不知的暗处或者以当下仍为“黑箱”的方式驱动着事物发展或演化的进程。未能看清、道明或者赋名的，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Ramoglou和Tsang（2016）指出，在实在论视角下，经验世界是现实的子集，现实又是实在的子集。实在中包含多样的、复杂的互动性结构和生成机制，它们蕴涵着多种倾向，在实践中多重具体条件作用下某一种倾向被激活和实现便成为了现实，其余未被实现的倾向虽然并非经验可见，但是却不失真实。过程研究力图探寻的“道”就存在于实在这一层次，是蕴含多种倾向和可能性的深层结构和机制。
过程研究的核心是过程理论化。在国内管理学界，线性模式理论化的发展较为充分，复现模式和连接模式理论化尚存较大创新空间和中西对话前景。复现理论化中的辩证视角可以从东西方悖论和矛盾理论中汲取思想精华。Langley等（2013）指出，矛盾和悖论在推动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在越来越多研究中显现。Farjoun和Fiss（2022）也强调，矛盾和悖论不是偶然的、需要被消除的，而是组织内生性发展和变革的源泉。悖论或矛盾双方之间的“张力”可以促进多样性和创新空间，阻止刚性形成，从而帮助组织适应复杂、模糊和快速变化的世界。Poole和Van de Ven（1989）主张以时间分隔、空间分隔或引入新视角等策略来灵活应对矛盾。李平（2013）认为，可以将东方阴阳思维融入悖论管理研究中，阴阳之间的不对称性平衡、转化性平衡、非线性平衡可以为悖论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Jing和Van de Ven（2014）在组织变革研究过程中吸纳了阴阳视角，将变革视为持续的、循环的、无终点的，指出管理者可以通过“应势”、“造势”和“无为”策略来更好地管控变革过程。周禹等（2019）总结了矛盾管理的3种范式，包括防御矛盾、统合矛盾和转化矛盾。Jing（2021）指出，从阴阳观视角看，基于矛盾双方互根互构和存在内生性联系的认识，冲突的解决未必要通过直接干预，而是可以从更高层次上进行调控，蕴含辩证性、整体性思想的阴阳观可以为变革等过程性概念的理论化提供鲜活智慧。
黑格尔辩证法强调二元性，即概念之间彼此投射、相互重叠和转化，这与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物极必反”、“以柔克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有相通之处。然而，辩证法视角的研究在管理学领域仍相对稀缺，且现今还存在辩证法是否为“三段论”（Popper，2002；王俊龙，2013）以及始与末相接所呈现的模式究竟是“环”还是“螺旋”的争论（赵鼎新，2019）。但是，依照辩证法最为核心的“否定之否定”主张，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是根本动力（李占祥，2007），矛盾推动世间万物持续变化是常态。为此，需要更多研究去深挖“否定”机制的运作机理与具体作用。李占祥（2007）强调要十分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矛盾关节点，使企业运行经常处于不均衡状态，在企业不断解决不均衡的过程中挖掘潜力，实现持续成长。关于矛盾或悖论双方的二元性、转换性、张力的增减变化等的研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高度贴合当今复杂多变的现实，有望在融合东西方哲学思想精华中促进过程理论化超脱简单的线性模式，朝着更强过程导向的复现和连接模式发展。
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虽然有多个解读版本，但是超越“五要素”的实体本体论视角已逐渐成为共识。五行学说强调“行变”的基本过程，即持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因而可以归入过程本体论的范畴。五行系统连接微观要素循环和宏观现象的演化，有助于开拓复现理论化模式中循环性视角和系统性视角的想象空间。要素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构成微观循环，微观循环持续地汲取式前行，形成螺旋式发展的动态过程（王凤彬等，2018；王凤彬，2021）。强调动态性和整体性的东方五行学说与吸纳科学性的西方系统动力学、反馈环控制理论等的结合，有利于拓展理论创新的空间。
国际上，Langley等（2013）、Poole和Van de Ven（2021）呼吁研究者关注多层互动产生的演化和涌现。Kouamé和Langley（2018）总结了3种连接微观活动和宏观结果的策略，即因素理论化视角下的相关策略、过程视角下的前行策略和战略即实践视角下的实例化策略。特别是前行策略下借助诸如流矩阵、递归结构等多样化的结构和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以更清晰的方式展示微观过程和宏观现象之间的跨层连接机制。过程研究蕴涵着海德格尔主张的时间和空间一体贯通的“时—空”观，时间是由近及远向外推移的，空间是由外而内不断内推的，随着过程时间的推移，空间也随之内化（孙周兴，2020），情境不再是完全外在的客观力量，而是可以感知和管理的。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等“时—空”观的深化，可以为过程研究提供思想启迪。这些表明，中国道家学说中蕴含的过程哲学思想值得深入挖掘，阴阳思维、五行系统、矛盾等古典理论与西方辩证法、系统动力学、反馈环控制理论等的结合可以创造更广阔的对话空间和发展前景。
六、结语
过程哲学的发展由来已久，对“时间性”的关注潜藏在组织和管理研究者的底层信念中。全球的科技进步、竞争加剧、节奏加快促进了管理实践的变革，管理实践“动态性”、“过程性”的特征日益突出，不断刺激管理学者的研究神经，也为其开展过程研究提供了载体和对象。因素理论化范式长期以来占据主导，时间性被压缩和简化，导致过程性机制解释匮乏。学术生态繁荣的内在需要，为过程研究范式留下了发展和创新空间。随着对管理实践动态性的加深认识、先驱过程研究者的示范引领作用、相关论坛和专刊征稿的召唤与吸引力，多重力量正在推动过程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壮大。在研究范式转型中，过程本体论逐渐成为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过程研究范式不断发展和成熟。
目前国外的过程研究已经形成了较大的阵容，规范的数据分析策略、多样化的过程理论化模式以及高质量的过程研究产出，显示出这一研究范式的生命力。国内的过程研究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过程研究数量和规范性也逐年提升，但是大部分研究停留于弱过程层面，且在理论化模式多样性、理论化深度、过程模型动态性等方面与高质量研究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一些“低效”甚至“无效”的过程模型、将编码过程等同于理论化过程、数据结构图与过程模型脱节、东拼西凑理论化、例证式理论化等问题不容忽视。
本文系统梳理了过程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内核、发展历程和动力，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主流的过程数据分析策略和过程理论化模式，并且从本体论、时间嵌入性、理论化等方面对国内纵向案例研究进行了述评，以期增强学术界对过程研究范式的关注，并帮助过程研究者高屋建瓴地选择本体论立场，避免研究问题、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之间的错配。响应管理学术本土化的号召（李志军、尚增健，2020b；苏敬勤等，2021），本文针对国内已发表纵向案例研究成果的共性特征及显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指明了过程研究面临的关键挑战与中西对话前景。
国内过程研究范式的发展正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还有很广阔的方法论创新空间、理论发展和对话空间。当前，学术界在工具理性观的驱动以及案例研究中流行的编码方法的影响下，案例研究中对“悟道”的追求似乎让位给了对研究程序“规范”的满足，过程研究论文数量和严谨性虽不断提升，但是部分研究空有过程研究的壳子，而没有提供深刻的理论洞见。本文借鉴“关系—过程论”思维，在兼顾实质面与程序面中，为持有编码习惯的研究者依循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选择对应的方法论和编码策略提供了框架。编码对象从过往关注“方框”表示的构念或变量，转向作为过程要素的阶段内以及阶段间关系，是从管理研究方法论上呼应由“物的哲学”向“事的哲学”转变的一种操作化对策建议。
过程研究与经济运行一样都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需要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金碚等，2018）。工具理性方面，研究者应大胆尝试其他过程数据分析策略、探索新型过程理论化模式，为过程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做出贡献。价值理性方面，研究者需要关注实践中重要的过程性问题，拥抱过程本体论，在融合中西方管理理论基础上提升理论化深度与厚度，探索过程背后的深层机制和驱动力，为组织和管理实践贡献过程洞见和鲜活智慧。除了研究者，作为学术殿堂及其守护者，期刊和评审者要进一步开放学术创新空间，让新视角、新见解、新模式渗透进来，支持和鼓励更大胆、更创新、更有想象力的质性研究。总之，国内过程研究范式的发展仍任重道远，需要研究者和评审者共同努力，建立一个能够激发原创性、开拓性和负责任研究的学术生态，在多方共创中尽早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使中国管理学科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文章刊发：
王凤彬、张雪：《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91~212页。
欢迎订阅《管理世界》
官方网站
www.mwm.net.cn
微信公众号
学习强国号
喜马拉雅电台